本文仅就反右运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在6个不同层面的运作进行一些分析和评估，希望以此求教于专家学者。反右运动开始于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这是主要的），但它涉及了六个不同层面。

　　第一，反右斗争一开始是从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民主党派人士发轫的。除少数“特许受保护者”之外，几乎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被打成“右派”，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把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排除政权之外，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举。消灭任何有独立特征的民主党派和各种政治集团，把共同纲领的联合执政转化为一党专政，这是反右斗争中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层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过程中，暂时需要联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但那时毛泽东对他们也是很不放心的。民主党派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既有亲共、联共者，也有疑共者。在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系列文章中，毛就借批判美帝国主义之名，重重敲打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称他们为“中间派和右派”。其所指者，正是民主党派、非党的民主人士，不只是疑共者，也包括亲共、联共者。可以说，在联合民主党派之时，就已经隐隐约约地“反右派”了。到取得政权之后不久，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废除共同纲领，把民主党派和非党民主人士陆续排除出政权机构；到1957年“反右斗争”，公开、全面排除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完成了人民民主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转化。

　　第二，整肃、镇压党内外知识分子，首先是作家、艺术家、教授、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的精英。这是“反右运动”数量最大、影响深远的一个层面。此前，已有“思想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马寅初、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名目不一，都是整知识分子。但毕竟是局部的。到反右派，则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的一次“全面大清剿”。

　　理论上，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看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对象。通过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战胜、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就提出要在意识形领域里战胜资产阶级，其矛头即针对知识分子。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他急于超越新民主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是从经济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灭资”的革命战略。

　　毛泽东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兴造文字狱，建立了舆论一律体制，形成思想专政、文化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剿知识分子是反右运动的思想文化层面。知识分子较多接受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潮影响，而毛泽东只是把自由民主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反右斗争奠定了统治全国的思想文化专政，而思想文化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剪除各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由原国统区地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力量。这是反右运动的第三个层面。在解放初期，对地下党就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16字方针”。各地区地下党分别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名义遭到清洗。其中的领导干部，尤其被视为“心腹之患”。1957年8月，毛泽东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提出“党内有纳吉”，就预示着反右斗争是包括党内领导干部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举浙江沙文汉的例子说：“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浙江省长沙文汉，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解放后依次降为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首先成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沙文汉和浙江省委领导干部杨思一（副省长，原浙东游击根据地金萧支队领导人）、彭瑞林、孙章录（原苏浙皖边区工委副书记）等四人被冠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四人之外，另有三位省委委员被打成右派。

　　原地下党云南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及下属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领导人郑伯克，在1954年就被扣上“最恶劣的地方主义”帽子加以批判。1957年开始，云南大量地下党和边纵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进行“反右、反地方主义、反地方民族主义”补课，把省管干部158人，其中原地下党和边纵干部122人全部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原地下党昆明市工委书记、滇西工委书记、滇西人民自卫军指挥员黄平（后改编为解放军滇桂黔七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被反复批斗，划为“右派分子”。云南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原滇桂黔边区党委常委）、副部长王镜如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

　　四川地下党拥有大量党员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并建立和发展了华蓥山武装斗争根据地。但在解放后、特别是重庆及四川各地区合并为四川省委之后，这支力量遭到连续不断的迫害，反右斗争就是大规模迫害地下党的一次。地下党老党员张文澄解放前曾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年被批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同案有地下党谢予、卢光特、赵隆侃等约20人被划为右派。这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地下党领导骨干还有赵唯（1935年领导云阳武装暴动、华蓥山武装起义后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廖林生（原川南工委书记）、范硕默（原川东区党委领导骨干）等多人。他们中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不过是对省委那个一把手提了些意见，或者对省委歧视地下党干部表示了不满。

　　在大军解放四川（其他新解放的地区也一样）之后，一直存在“地上”与“地下”，“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靠农民革命打天下和坐天下，新政权必须由“南下干部”和军队干部掌管，不容各地方地下党人置身其间。而“地方主义”就是用来剪除地方干部及其领导的政治力量的武器。

　　第四，为贯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冒进”的极左路线，清洗各级党政机关中“反冒进”的领导人，这是反右斗争中常被忽略的一个层面。在50年代后半段，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路线斗争交叉进行的。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1958年1月到4月，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广州会议上，严厉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保守思想，批判跟不上他的大跃进运动步伐的领导人。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主张，得到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人的支持，却使毛泽东大为光火。在南宁会议上他指责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说周恩来等人“离右派只有50米了”。他认为，党内反右运动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上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随之在全国开展了一个“反反冒进”运动，把许多党内领导干部打成右派。在成都会议上他点了广东、广西、安徽、山东、浙江、新疆、甘肃、青海八个省区的名。

　　1958年1月，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效春、省副检察长李锐、司法厅副厅长陈仁刚等人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李世农等人的“罪过”，是不同意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对反右倾运动的后果，不同意用“成绩是主要的”来评价。1958年2月，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及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梁大钧、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等人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集团。孙殿才等人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过急的左倾错误，造成农业减产，虚报粮食增产的歪风；并主张允许种自留地等“小自由”措施等。他们被批判为“反对社会主义、保护资本主义”。以类似理由或对领导工作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反党集团”的还有：广西以副省长为首的“反党右派集团”（包括省委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自治区副检察长许江萍等人）；山东省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省工会主席杜存训；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等。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此前就已被戴上“地方主义”的帽子，现又加戴“右派”帽子。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帽子大小尺寸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反反冒进”斗争、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人，为推行左倾冒进路线所采取的清党措施。实际上，在党内领导层开展反右派斗争，既是1959年庐山会议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序幕，也是为后来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作出的政治铺垫。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反右派（反右倾）斗争，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领袖专政。

　　第五，硬性规定把基层各单位人员中的百分之几划为右派。原来规定小学、中专、农村不抓右派，实际上都已突破。为达标而被划为右派的，大量的是并无明显政治倾向、在政治生活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是与反右斗争原定的堂而皇之的“目标”毫不相干、与上面规定的“右派标准”也挂不上钩的一个层面。他们被划成右派，或者是由于响应党整顿作风的号召，自愿地或者被迫地提了些改进工作作风的建议，或者是对基层单位领导人提了些鸡毛蒜皮的意见；甚至根本没有提过什么意见，也没有任何理由，只是组织上为了凑足或赶超划定右派的百分比。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这样的估计：右派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这种运用指标指挥运动，是最高领袖以运动治党、运动治国的一贯做法。这种百分比是无根据的主观判断，却使大批无辜者蒙冤。

　　第六，据已经解密的中央有关材料，还有大约140多万人在反右斗争中被列为“中右分子”。这些人大概是“候补右派”。其中许多人在批斗之后，或者处以党内、行政处分，或采取严格的控制使用。他们因免于戴上右派帽子，还自额手称庆，连忙深刻检讨自己，誓言改造思想，作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以求自保。这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若明若暗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