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读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吗？”“没有，它是什么，小说还是历史书？” 他的回答让我多少有些吃惊。他出生于1944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新制度的试验中度过的。这本小说曾触动了他的很多同代人、或更年轻的一代人——一个在1949年死去的英国人竟如此精妙地描述出他们的生活。
不过对他而言，1984不意味着噩梦，而是希望的象征。他站在那里，两手交叉放在身前，等着摄影师按快门。齐齐的寸头像是刚修剪过，整洁、利落，花白的颜色增加了他的魅力，智慧的确随年龄而增。他身后的墙上是暗黄色的铜质浮雕，那是他一手缔造的公司的大事记，1984醒目地突现出来。所有对中国的商业世界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那个抒情的段落，联想的故事是从“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的一个小平房里”开始的。
1984年不仅是这家公司的开始，更是他的人生轨迹的转折。“在40岁之前，我是白过了”，他曾经说。
在过去的20年里，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人物，从小平房开始的公司如今的产品覆盖着从莫斯科到墨西哥城的广阔区域，它是中国崛起的象征。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在采访前，我问周围的同行朋友，引来一片沉默。他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时间似乎长了些，被谈论得太多了，言行又总那么正确与得体，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座纪念碑，重要、稳定、令人景仰，充满坐标意义，但谁会对一座纪念碑产生追问的热忱。
但这座纪念碑仍在生长，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提醒人们他的存在价值。两年前，他重新出任自己缔造的公司的董事长，8个月前，他推出了新的电子产品，并称要再一次抓住新潮流。
很多人对此深表怀疑。创始人再度回到前台，常常是危机与希望的双重信号，通往截然不同的结果。
“到现在，我认为收购基本算成功”，他说。人人都记得6年前的那笔交易，一家成立不过20年的中国公司收购了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这一商业交易也立刻被赋予政治与文化含义——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的新领导者。
这笔交易之后，他似乎也退居到幕后。他指定的年轻人当上了这家新跨国公司的董事长，一位美国人成了首席执行官，这象征了他们要拥抱整个世界。6年中，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公司内部的故事，它想必充满了纷争和不快，或许也经常滑向破裂的边缘？大部分中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计划都困难重重，它们有的被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拖垮了，有的则无力建立起新的组织结构。所谓的全球扩张，仅仅是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卖到了更多的地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仍是主要的竞争优势。
这一切颠簸似乎暂时过去了，512天扭亏为盈的计划抚平了人们的疑问。但这个行业变得太快了。很少有人还记得他所提到的王安电脑、DEC，它们都曾是名噪一时的公司。对于新一代人来说，雅虎与Netscape像是原始时代的名词，而在Facebook崛起后，连Google都失去了锋芒。一切都在加速度进行，以至于当你竭尽全力达成几年前的目标——世界第一大PC制造商时，发现这个行业已不再重要，消费者蜂拥地涌向iPad与iPhone，它们才提供丰厚的利润。10多年前，人们还为“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脑”的目标激动不已，苹果如今设定了新的标准——产品不是必需品，而是身份的象征，个人意义的源泉，甚至是一种世俗宗教。
他能带领这家公司进入新时代，将Wintel时代成功复制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吗？所有的怀疑都看似有理。它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确保了之前的成功，却很可能成为新潮流中的障碍。他的成功是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是中国市场特殊性的成功。它之前尝试过的新业务，似乎效果不佳，看来这家公司缺乏创新的基因。
乐Phone与乐Pad已经推出，更像是对苹果公司产品的不太成功的模仿。甚至他在新产品发布上的讲话都过于宏观。在长达6分钟的演讲里，他提到了“大地母亲”、“因为这是在中国”，他激情洋溢，甚至落泪。身在现场的人，感受到一股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像是10多年前的“保卫民族工业”的重现。似乎在多年奋力成为一家全球性公司之后，他又要重申本土精神，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商业上的考虑与需要。
“那怎么和苹果比？”人们在潜意识里或许还会这么想。这多少像是冯小刚在看过《阿凡达》后的感慨：“这不是导演与导演的差别，而是国与国的差别。”它或许令人想起罗伯特。赫德在１４０年前对清王朝的海军的辩护。他说海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是树上的花朵，倘若树木有问题，你又怎么能苛责花不够鲜艳。
(本文来源：东方企业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