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高麗大藏經構成、底本及板刻之硏究》序〉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2uy0j.html

《高麗大藏經構成、底本及板刻之硏究》序

方廣錩 (2014-07-18 17:53:17)

佛教起源於南亞次大陸，其後遍傳中亞、東亞、東南亞。經過複雜的歷史變遷，現在依然是東亞、東南亞的主流文化之一，對當地社會的各個層面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東亞佛教分為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兩支。其中漢傳佛教經過與中國漢文化的交融、接受漢文化的涵養，成為當今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歷史上看，漢傳佛教先後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漢文化圈各國，並在傳播的過程中，與朝鮮半島文化、日本文化、越南文化相互交流與影響，產生種種新的文化形態。在漢文化圈其他各國形成的新的佛教文化又以各種方式反哺中國本土的漢傳佛教。因此，漢傳佛教固然因南亞次大陸文化與中國漢文化的交流而形成，但它在東亞的發展歷史表明，它得益於中國文化、朝鮮半島文化、日本文化、越南文化等各種文化的滋養。這也說明文化的交流從來不是單行道，而是相互影響的。就中國佛教與朝鮮半島佛教而言，在漢傳佛教影響古代朝鮮半島新羅等三國、影響古代高麗、朝鮮王朝的同時，朝鮮半島新羅等三國、古代高麗、朝鮮王朝的文化也影響到漢傳佛教的形態。這就是筆者這些年一直關注「佛教發展中的文化匯流」的原因之一。漢文大藏經的歷史也說明這一點。

漢文大藏經是漢傳佛教的經典依據。漢文大藏經產生在中國，最早主要由域外翻譯的漢文佛教組成，其後逐漸加入中國僧人乃至東亞其他國家僧人撰寫的佛教著作。其早期形態為寫本，北宋初年出現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從此漢文大藏經進入刻本時期。在中國，由於寫本的流變性，故各地流傳的寫本藏經的形態往往會有不同。因此，從北宋初年到北宋末年，依據當地寫本藏經先後刊刻的刻本大藏經出現三個不同的系統：以《開寶藏》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為代表的北方系、以《崇寧藏》、《毗盧藏》為代表的南方系。高麗時代刊刻的兩部《高麗藏》雖然以《開寶藏》為底本，但吸收了原來在朝鮮半島流行的若干佛教典籍，參校了《契丹藏》。因此，它不僅兼有中國刻本大藏經中原系與北方系的優點，還涵括了在高麗國流傳的部分佛教典籍的優點。

情況不僅如此，衆所周知，從《開寶藏》版片運到北宋汴京以後，曾多次進行過增補與修版。但由於北宋末年，在金朝入侵汴梁的戰火中，《開寶藏》版片蕩然無存。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開寶藏》印本，只有12卷，現已影印為《開寶遺珍》出版。據傳聞，天壤間或許還有若干《開寶藏》零本存世，我們希望它們能夠早日問世。但即使這些零本全部面世，估計其數量也非常有限。也就是說，縱然存世的《開寶藏》零本能夠統統面世，依然難以讓我們得知《開寶藏》的全貌，難以了解《開寶藏》增補、修版等歷史變遷。因此，現在要想真正了解《開寶藏》，除了考察存世《開寶藏》印本及《大藏經綱目指要錄》等傳世資料外，必須通過另外兩個途徑：調查研究依據《開寶藏》覆刻的《趙城金藏》，調查研究依據《開寶藏》覆刻的《高麗藏》。

就《趙城金藏》而言，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編印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係以《趙城金藏》為基礎。但因《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圖版經過修版，已經形成新的「中華藏」版，並不體現《趙城金藏》的原貌。至於某單位出版的影印本《趙城金藏》，乃屬欺世盜名的東西，不能作為研究《趙城金藏》的依據。好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已决定將館藏《趙城金藏》全部仿真出版。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能真正一睹《趙城金藏》的真面目，為《趙城金藏》研究、為《開寶藏》研究揭開新的一頁。

至於《高麗藏》，《初刻》雖然已經亡佚，賴韓國高麗藏研究所的努力，已搜集到數千卷，且在網上正式公佈，可以使研究者大致得知其仿佛。《再刻》版片保留完整，印本頗多流傳。特別是近代日本《大正藏》以《再刻高麗藏》為底本编印，使《再刻高麗藏》的影響擴展到世界，也對中國漢傳佛教的發展與研究起到反哺作用。其中種種殊勝因果，令人讚歎。

在韓國，對《高麗藏》的研究始終是佛教文獻學、書誌學的研究重點之一，成果斐然。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在《高麗藏》本身。多年來，柳富鉉先生從東亞佛教的整體著眼，把《高麗藏》放在整個漢文大藏經的發展鏈條上去考察，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他的《漢文大藏經文字異同研究》中文版，今年已經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最近，他又完成新作《高麗大藏經構成、底本及板刻之硏究》。本書以《高麗藏》為基礎，全面考察了《高麗藏》與《開寶藏》、《契丹藏》乃至與《趙城金藏》的關係，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將早期漢文刻本大藏經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一步，對我們釐清《開寶藏》、《趙城金藏》、《高麗藏》的關係，具有重大的意義。

大藏經研究是實證研究，要靠資料講話，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無論什麼資料，只有經過研究者認真的辨析，才能分辨其真偽，確認其價值，這就要需要研究者辛勤的思辨勞動。坦率說，資料的獲得，雖然與研究者的學科定位及所付出的發掘資料的努力有關，有時也與研究者的機遇、社會關係乃至社會地位有關。而對所得資料的辨析與研究，才真正體現出研究者的實際水平。我國的大藏經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不少成績，但總體來看，還需要有關研究者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發掘資料、考辨資料，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辨勞動，以更上層樓。

這些年來，柳富鉉先生孜孜於《高麗藏》的研究，鍥而不舍，力耕愈深。他的新作《高麗大藏經構成、底本及板刻之硏究》即將付梓，徵序於余。故略述感想，一方面為柳富鉉先生賀，另一方面希望漢文大藏經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2014年7月9日於中國古運河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