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华大学200号
清华大学200号，又称试验化工厂，是一个集教学、科研和生产为一体的原子能 工业中心，建于1960年。200号的奠基者是清华大学又红又专的典型吕应中教授。
200号有一个2000千瓦游泳池式轻水堆和零功率反应堆。156工厂可以生产荧光粉原料，软贝塔放射性同位素钷147。200号的研究工作为中国的核工程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培养了大批人才。
200号坐落在北京昌平县的虎峪村。东临13陵，北面沟崖，西近南口镇，南面是昌平旧县。虎峪村有山峦环绕，风景秀丽，空气清新。200号属于秘密单位，厂区大门有解放军战士警卫。
1969年经国务院批准，200号开始承担党中央责成的国防科委的03820工程，隶属于03528部。工程的主题是一座增殖和发电两用的反应堆。按照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这座反应堆建在山洞里，由工程兵完成。开始的设计方案采用高温金属堆，后因难度太大，又改成气冷堆。
820工程采用部队建制，分为五个连队。包括后勤、反应堆工程、堆材料、核子仪器及方法、放射化学及后处理等。当然还有核辐射实验室离不开的技术安全室，简称技安室。
200号军宣队的常务主任是来自陆军的邓代表，业务主管是吕应中先生。主任军代表是8341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张跃忠同志。医务室有两个大夫一个护士，昵称分别是吴一趟、周对付和小糊弄。因为200号离城里较远，职工每星期六下午乘班车到西四北的平安里。星期一上午乘班车回来，单位提供集体宿舍。
2 200号四连
1969年12月，工宣队通知30多个尚未毕业的学生，说有重要任务，性质保密。这些出身工农家庭的青年当时正在北京重型电机厂接受再教育，劳动锻炼。听到重要任物，个个十分激动，也没问去什么地方就一起爬上一辆黄河大卡车，来到200号。我被分配到4连，这个连队的主要任务是研制用于反应堆检测的核子仪器，生产鉭电容、固体组件场效应管，以及设计巡回检测用的计算机。我被分配核子仪器班，负责人刘桂林。固体组件的班长是尚仁成，外号和尚。计算机组负责人刘文雅。由于当时清华200号房子有限，4连暂时安排在北京大学200号，与清华200号只有一个小时的步行距离。
4连早期的工宣队代表是金师傅和孟师傅，不久又换成了贾师傅和李师傅，他们都是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年轻战士王贺宇来自海军，是连队的军代表。办公室主任是工宣队的张文贵师傅。连队的主要成分是教师和我们这群还不知道何时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行政人员、实验员和工人。当然，少不了食堂做饭的大师傅。经过工人阶级几年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学生从思想感情上都和军宣队、工宣队站在一边。
参加四连工作的老师主要来自工程物理系。其中领导人员有吴绪模、邸生才、刘文雅、刘桂林、王晶宇、尚仁成等。仪器和防护组有安继刚、杨自觉、曲长芝、张静懿、张日清、张志康、王汝赡、王泽民、陈泽民、陈应棠、陈必贤、吴学超、林琴如、文胜男、谢程远、徐四大、陈瓞延、梁熙宏等。核电子学组范天民、张万铸、屈建石、钱永庚、谭彩云、王志昆等。还有从外系调入支援电子元件生产的熊大菁、陈显萼、靳东明等。
为了有别于那些经受过修正主义完整教育的老知识分子，当时的清华领导迟群同志送给我们这些半吊子大学生一个光荣的称号，新工人。 因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些青年为这个光荣称号感到自豪。新工人里有栗乃志、何元金、金元、张良驹、王培清、刘桂来、孙传耀、蔡建新、张良驹、徐振英、杨宝华、许祥源、柯永荣、房贺祥、王东光、华如兴、李子奈、王熙清、周全胜、魏义祥、朱胜江、王悦敏、杜彦从等。后来，这些新工人都成了清华教育与科研战线的主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经验的实验员有10多位，如刘朴、宋立贤、崔永、邹文虎、田宜屯、杨念祖、朱玉勤等。工人师傅有张玉堂、杜春荣、张子善等。
四连党支部书记是吴绪模，团支部书记栗乃志，我任团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有金元、刘桂来、蔡建新，以及实验员小田。栗乃志还让我当了200号的团委委员，团委书记是5连（工化系）的张凤莲。
1975年，清华200号基建完成，四连离开北大电子基地，搬到清华200号自己的宿舍。
3 820工程
到达北大200号的当天晚上，军代表，8341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张跃忠同志为我们做动员报告。我们要参与的是国防科委的保密工程，简称820。工程的核心是一个使用钍作燃料的高温金属冷却堆，兼有发电和增殖的功能。我国铀矿储量不多，品位又低，但是钍矿丰富。同位素钍232俘获一个热中子，经过两次贝塔衰变，成为可裂变的同位素铀233，它可以取代核燃料铀235。
美国曾计划十年拿下这个项目，花了不少钱，但由于难度太大，半路下马。我们预备花10万元人民币，奋斗半年，保证七一送电到天安门。周恩来总理和康生等领导同志对这个工程十分重视。
张主任鼓励我们要“敢打必胜”，完成中央首长亲自关心的光荣任务。只读了一年或两年大学的我们虽然没有一点专业知识，但能投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感到由衷的荣幸。
四连早期的重点课题是计算机巡回检测，监测热中子通量的裂变室，强伽玛测贝塔，以及固体组建的生产线。
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外，连队里经常以大会战的方式突击重点项目。即事先订个目标，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辅助人员，都一天到晚战斗在实验室里，非要在几天之内把这东西搞出来。食堂的大师傅夜里1点抬着大桶来送夜宵，每人一碗煮挂面，窝上两个鸡蛋。热烈的程度让你感到像参加淮海战役一样。有个赶制电子放大器的教师，几天几夜不睡觉，最后困倒在实验室的桌子下边，和衣而卧。
示波器上见到一个信号，马上就准备锣鼓，向党委报喜。那时的科研工作完全是在革命热情的激励下进行的。有时，报喜后信号又没了，还得重来。7月1日到了，送电到天安门的事还没踪影。领导上只好改口，推迟到10月1日送电。
4 我参与的工作
我和孙传耀参与的第一项工作是安装通风管道。我们乘卡车到清华大学，住在5号楼。时值一月，天寒地冻，但是，楼里没有暖气。我们只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晚上睡觉要盖上三床棉被，就这样还是冻得直哆嗦。白天，我们到工程物理系的807车间，工人师傅王保昌等帮忙把马口铁皮弯成管道。我们跟金宝桐师傅学习使用铣床，制作通风口的可调阀门。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教师谭彩云老师，湖南人，研究生毕业，人很好。他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吸烟。
我参与的第二件事情是制作钽电容，把一张钽箔置于真空的玻璃罩的下方，高温加热到两三千度，钽原子在真空中溅射到介质载体上。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是实验员黑子，黑子的姐夫是《智取威虎山》少剑波的扮演者沈金波。接着又和教师曲长芝、新工人何元金到城里去参观几个电子仪器厂，学习印刷线路板的制作工艺。
土办法是用沥青在印刷线路板的铜皮上画出线路图，然后放到三氯化铁的液体里，把没有沥青覆盖的铜皮腐蚀掉。正规的做法需要照相制版，光刻等工序。有一次，三氯化铁液体用光了，教师王泽民给我一个十公升的玻璃瓶，要我徒步走到清华200号的库房去灌进新的三氯化铁。我用胳膊肘夹着玻璃瓶，在荒郊野外，边走边唱歌，走了一个小时。
等灌好三氯化铁走回北大200号的实验室时，我发现裤腿上多了几个洞，翻毛皮鞋的面上也抠下了几个圆点。原来，我带过去的瓶子不是空的，里边还有残余的三氯化铁。在我没注意的情况下，残余液体流了出来，腐蚀了我的裤子和皮鞋。那时，连队对安全不大重视，几乎没有安全条例。有一次，连队里丢了电镀用的氰化钠，两三天后才找到。后来，我又去用纯铜去做点焊机的两个电极，学会了退火。把铜棒加热烧红后，马上放进水中，冷却后再拿出来，铜就变软，容易成形、加工。
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我去了教学组。
5 小青工、复原专业军人和连队作风
820工程需要劳动力，1970 年初，200号招进了一批初中毕业生，即小青工，大部分是女孩。四连分来10多个，其中，有清华校党委副书记胡建的女儿，傅东妮。这些青工分到不同的班组及食堂。大部分女青工去计算机班穿磁芯，计算机内存的基本元件。还有一部分参加了固体组件生产线的工作。
随后，为了掺沙子，又招进了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当时，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一座革命的大熔炉。
可是，当他们复员到地方后，却出了不少问题。先是部分复员军人与小青工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好几个小青工发生坠胎事件。有一个女青工，同时和几个复员军人关系暧昧，那几个人还合伙给她买块手表。另一个复员军人不知真情，要和这个女青工谈恋爱。按照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去见这个青工。当他见到有好几个男人和她共处一室时，恼羞成怒，报告给军代表，从而使绯闻传了出来。
除了男女问题，复员军人里还发生过几起偷窃事件。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会开车，当了司机，偷东西也方便。有一回，200号党委收到一封人民公社感谢信，感谢支援他们一批钢管，于是领导知道这批钢管被偷出去卖了。200号属于放射性实验室，有不少用来屏蔽核辐射的铅砖，有的复员军人偷走铅块，回家做钓鱼用的坠儿去换钱。
有一次，有人从厂里偷了台电机放在自行车上。出大门时，哐的一声掉在地上。警卫的大门的军人问，谁让他们拿的，他们说了吕主任的名字，得以脱险。这些人偷红了眼，还打算偷金属铀。“听说那玩意儿经烧，一公斤能顶2000吨煤呢。”
当时我们十分奇怪，为什么在部队里都是胸前戴红花的五好战士，一到地方就变得男盗女娼了呢？大概因为部队的规章与气氛把人们的本性给掩盖了，压制了。一旦换个环境，离开约束，各种嘴脸都会暴露出来。
小青工自身也出了不少问题，有个男孩参加拦路抢劫被送进监狱。有个成天见了男人就捂脸怕羞的女孩，伙同男友通过假谈恋爱去诈骗钱财。由于200号的工作人员周末才能回家，文艺生活又很单调，有个别教师也同小青工建立或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一刹时200号乌烟瘴气。
然而乌烟瘴气的来源不只是小青工和复转军人。还有工宣队员，比如工宣队的张师傅，他这个人很怪癖。
1970年4月的一个上午，有位北航红旗的朋友，徐从和，从哈尔滨回安徽路过北京，打电话要见我。办公室主任张文贵师傅听到了，知道我要进城。可巧，班里要派我到钢铁研究院去买镍皮，用作裂变室探测器的电极。于是我又到办公室找张师傅去开介绍信，领取长途汽车的通用月票，他悍然拒绝了我的要求。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公私溶化论，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去会朋友。
张师傅尖嘴猴腮，留一小嘬胡须，有点像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的赃官孙振山。有一次，他拒绝向一家绘图公司开支票付款。没多久，他被调回新华印刷厂。4连的一位老师从外地出差回来，到新华印刷厂办事。他看见张师傅正在扫街，连忙上前问寒问暖，汇报工作。旁边过来一个戴红袖章的，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他是大流氓！”原来，张师傅和四连的两个女职工多次发生男女关系，事发后被遣送回厂，劳动改造。
6 工农兵学员与教育革命
1970年夏天，毛泽东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尤其是理工科大学。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学员，三年毕业，鼓励他们占领上层建筑。于是向他们提出了上、管、改的历史任务，即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他们将是大学的主人，而知识分子却成了改造的对象。
到四连的学生来自海军、陆军、二机部所属工厂，如404厂、261厂和262厂，以及东北的农垦兵团和农村青年。因为是直接选派，不经考试，里边有不少干部子弟。如南海舰队司令杨梅生的儿子，海军参谋长潘炎的女儿。有的本人是四届人大代表，如来自山东兖州的孙海燕。有的是生产队长的孩子，有的还用身体交换从生产队里得到了名额。最老的40多岁，最年轻的有十七八岁。
学生到来后，我经常和工农兵大学生在一起，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教育。学生的经验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有的是小学。有的来自电子车间，有的来自电镀，有的来自食堂，有的来自技术科。我们这批新工人在年龄上离工农兵学员较近，思想感情上也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相互间关系比较融洽。学生进校不久，我们组织过一次步行到八达岭的军训活动，半夜出发，下午返回。那是我第二次登上长城。
清华基础课给四连派来几位教师。教英语的郑金安，郑州大学毕业。教物理的范汝言北师大毕业。教数学的武继玉河北大学毕业。这三个人除学科不同外，性格也差别很大。郑金安憨直爽快，不拘小节。他是河南人，说话有豫剧味，见面就对人说，他的小孩是林巧稚给接生的。星期一上午他经常迟到，赶不上班车。下了长途汽车他还得走一个小时。有一次，他半路拦截了军管会主任张跃忠的上海牌小轿车。为此，连队开会对他点名批评。
在给学生讲定语从句时，把连接词that说成搞对象时需要的介绍人，让工宣队大为恼火。范汝言思想活跃，口无遮拦，爱开玩笑，爱发牢骚。在讲力的单位达因时，他比喻苍蝇叮在脸上的力是一个达因。英国女皇的脚的长度是一个英尺。武继玉是共产党员，刻板老成，办事循规蹈矩，说话嗓门很高。他曾经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当微积分教材授课。后来又来了物理教师陈潜、电工老师冯大钧、数学老师王飞燕等。
由于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比较差，讲课时必须强调增加感性认识，需要用实际生活中事物来比较，从而帮他们树立起物理概念。在讲电容器时，把它比喻成水容器。做实验时，有个学员碰倒了一个电解电容，马上把它扶了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别让里边的电洒出来。”清华机械系有个老矿工孙德毅师傅，在学生食堂买饭票时，他在表上写了20元。卖饭票的对他说要大写，他就在表上写了个大点的20。人家还让他大写，他急了，得要写得多大呀。
一位教师在给孙师傅讲课时，过于急躁，摔了粉笔，成了被批判的典型。我在辅导一个海军学员时，他不知道16的开方是多少。我问他，几乘几能得到16？他说2乘8。他不知道什么是平方。三年后，这位学员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教书。
不久，红旗杂志出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一把大锉捅破了微积分的窗户纸。当你把一块方铁锉成一块圆饼时，你每锉一下都是一小段直线，最后形成的总体却是一个圆。后来有人说清华园“墙里开花墙外红”。1971年，教育部发出教育革命纪要，总结了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
第三年，这些学员到261厂和401所去做毕业设计，毕业后分配到理想的岗位。
7 连队的运动
1970年1月，我和孙传耀从清华完成任务回到200号的时候，连队发生了一场基建方针的争论。新工人何元金贴了一张大字报《从水磨石做文章》，批评连队领导求大求洋，要在实验室里铺上水磨石。当时革命派的习惯主张是土法上马，白手起家。这是新工人第一次喊出他们的声音。
不久，新工人又和工宣队一起批判大权旁落的现象。当班、连的领导在讨论业务时，工宣队的师傅插不上嘴，他们感到被剥夺了发言权和领导权。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同情师傅的处境，可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既然不懂业务，怎么能有发言权哪。不久金、孟二位师傅就被调回新华印刷厂，换来了瘦高个的贾师傅和小矮个的李师傅。
值得一提的是四连运动的主力栗乃志。他是工物系001班的学生，比我低一级，和我一样都曾属于井冈山的团派。他参与了清华的百日武斗，在5-30 攻占东区浴室一战还负了伤。九大时，按照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他成了纳新的共产党员，而且青云直上，当了清华大学的党委委员。在新工人里，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了。他和我在性格上合得来，关系不错。
那时，宣传队要搞什么运动，都要通过校团委，层层下达到以新工人为主的团支部。在某种意义上，新工人成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打手。栗乃志和我也在其中，而且经常首当其冲，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此外，栗乃志和军代表小王也不大和睦。那时候，三天两头搞运动，一会反右倾，一会反保守，一会反歪风邪气。每次差不多都能揪出三五个运动对象。100多人的连队，每次约占5%，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95%是好的”的基本原则。运动的对象，有时是知识分子干部，有时是教师，有时是实验员，有时甚至是食堂的大师傅。每次运动，新工人都冲锋陷阵在前。
反右倾主要针对思想比较保守的老知识分子。反歪风邪气则范围广泛，涉及到实验员甚至食堂大师傅的生活作风。有个实验员说话喜欢阴阳怪气，对现实常有不满之意。会宰猪的炊事员王师傅人高马大，有时对女同志有轻佻言行，也被列为整顿之列。批判歪风邪气时，平时喜欢开玩笑的实验员都板着面孔严肃起来，怕运动之火烧到自己。
1970年夏天，我还做过一件错事，给范天民老师贴了一张小字报。在教学组的讨论会上，要找人给学生讲一堂变压器的课。我觉得这是件简单的事情，就自报奋勇。范老师说，还是让老教师王泽民讲吧。我当时认为这就是右倾保守，于是给范老师贴了一张小字报。这堂课我还是讲了，而且编了个口诀，“电生磁，磁生电，变压得用交流电。圈数电压成正比，功率出入无增减。”
后来我发现，范老师是个正直的人，勇于表明自己看法，实事求是，不怕人家说他右或者左倾。他虽然是党员，可对整人的事从来没有兴趣。清查516时，我被打成反革命，好多熟脸的人都横眉怒目，逼我交代，可范老师从未对我冷眼相看。在一次乘卡车搬家的时候，时值三九寒冬，他怕我冷，还帮我借来一顶棉帽子。
他不光业务好，身体也很健壮，会体操、游泳、滑冰。他30岁以后才结婚，夫人在精神上有遗传的问题，他们两个虽然各自生理正常，但是因为相互间有抗体而不能生育。没几年，就离婚了。此后，范老师先后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和乙型肝炎，长期在家休息。
93年回国时，我买了水果到他劲松的住所看望，他精神挺好，豁达乐观。后来听说他已经去世，享年74岁。虽然当初我的那张小字报没有对他造成伤害，但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过一个以德报怨的好人，深深感到内疚，对不住他，也无法原谅自己。
按照毛主席学农学工的五七指示，连队自己种菜。大家经常挎个篮子，走出实验室到田边地头拾粪，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天下午，连队的人拿着铁桶从下水道的地沟里掏臭水当肥料。为了掏得更快，栗乃志、张良驹、何元金和我先后跳到下水道里，装满一桶污水后，举起来，送给地上的人。 这四个人应当说一不嫌脏，二不怕臭了，可是半年以后，没有一个在清查516 运动中逃过，全都挨了整。掏完脏水后，用了大块肥皂去冲洗，也还觉得没洗干净。好几天，身上都有油腥味。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真把自个儿当根葱，成了革命战士的一员。可万一中了毒或患上皮肤病，那将是一生的不幸。为了几桶污水肥料，真的划不来。
1971年春节刚过，200号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查516的运动，光是100人的四连就揪出嫌疑分子10余人。在全连大会上军代表作了动员，责令他们必须老实交待，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五一六集团的重大罪行是反军乱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和反对中央文革。
楼道里每天都战鼓隆隆地播放着针对敌对分子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连队里到处是毛主席语录，整个宿舍楼犹如泼了一层发烟硫酸，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让你觉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却无处栖身，只好束手待毙。
专案组和革命群众经常在深更半夜把反革命分子从床上叫起来，接受审讯，哀怨肃杀，风声鹤唳。持续了两周的运动高峰最终以栗乃志跳楼自杀而告一段落。但是专案组的内查外调并没有停止。直到1973年秋，才给斗争对象作出结论。
1971年，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了社论，连队组织了认真学习讨论。有个复原军人发言说：“巴黎公社是在大炼钢铁时成立的。”
8 多事之秋-1976
1976年是文革中的多事之秋，也是文革的尾声。1月8号，周恩来总理去世。接下来的就是批邓，后来又有45事件和残酷镇压。7月6号，朱德总司令去世，20天后发生了唐山大地震。9月8日，伟大领袖毛泽东辞世。10月6号，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这一年，200号出了林兰事件，清华开了运动会，以及报名支援西藏的动员大会。
一代名相逝世后，举国哀悼，无不伤痛，舍不得让这么一个为国家心力交瘁的总理骤然离去。出殡那天，十里长街，由东往西，直到八宝山，数十万的市民伫立两侧，自发地聚到一起，到处是低声的哭泣。然而，与来自老百姓自发的敬仰和悲伤相比，官方的反应却是不寻常的冷淡。各级领导劝阻本单位群众参加悼念活动。
清华200号有几个工农兵学乘着汽车，要去城里去送花圈。党委知道后，马上派车把他们追回。210教研组有个姓刘的教师，当时正在团河农场锻炼。周末回来时他跟大家说，和他们一起劳动的有位人民日报的编辑，王若水。大家请他回去后汇集一些材料，介绍一下总理的生平。王一口应承。过了一个星期，刘老师再回到学校时，大家让他讲点来自人民日报的内参。刘说，王若水回到农场后，保持沉默，不敢提及任何有关周恩来的事情。
这几年，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高调极左，倒行逆施，让老百姓惶恐度日，多有抱怨。这种心情更加深了对周恩来的怀念。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读诗念祭文，表达对总理的悼念，并且隐含着对遭受迫害能为百姓做点实事的邓小平的同情。有一首广为传咏的五言绝句，“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客观地反映了老百姓饱受压抑又无可奈何的状态。
四-五事件后，我们回到200 号的当天夜里，党委组织了全体职工围绕着虎峪村的大游行。墙上贴着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游行队伍的口号声划破了夜空，惊醒了村民，顿时又回到文革中的阴森恐怖的场景。第二天，各个基层单位开会，让去过天安门或抄写过诗文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划清界线。并且鼓励大胆揭发，不放过一个坏人。
受到表扬的有政治教师刘元亮，他揭发了自己在738厂工作的的妹妹；51班学员孙东纪，干部子弟，揭发了她的父亲。这几个人成了大义灭亲的好榜样。周末回家，得知北京在事后连夜抓了一批反革命，十分可怕。
4-5事件后，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批邓的高潮，清华大学在迟群、谢静宜的率领下成了批邓的主力。校党委常委可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们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邓小平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年轻的常委荣泳霖则说：“死猪不怕开水烫。”
200号每个班组都要开会，人人表态，批邓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有一个从二机部九院调来的姓张的女技术员，人很和气，就是不爱说话。她会上从不发言，散会就走，于是领导要找她谈话。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她从几十米高的虎峪村的渡槽上跳了下去，结束了生命。俗话说，你不找政治，政治会找你。
这一年，清华开了校运会，运动会由胡建主持。他宣布“国家体委庄则栋同志也来参加，让我们表示热烈的”。说到这里，大家期待下边的两个字是“欢迎”，没想到他却说“祝贺 ”。莫名其妙，你家里开大会，向人家庄则栋祝贺什么呀。
胡建是河南人，原为清华党委第三把手，和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属38式干部。文革前，在一次学毛选的动员大会，他说了个“人事处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人事处的人懵了，“清华那么多单位，干嘛单让我们人事处去活学活用？”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秘书在写稿时偷了个懒，把‘人人处处事事’里的第二个字人、事、处用了两点省略掉了。胡建在1968年年底提前获得解放，解放后，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用快板的形式作了深刻检查。他说：“我也曾挑着扁担送公粮，我也曾走在和工农结合的大道上，刘少奇，蒋南翔，一个狐狸一个狼，给我一只罗马表，派克笔 ， … ”
那一年，在动员支援西藏的大会上，他和他的女儿傅东妮同时上台表决心。当然，两人都没去成。胡建在批邓中态度坚决。四人帮被逮捕后，他又下了岗，因福得祸。
清华当时还有个歇后语“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刘冰（溜冰）”，这事跟刘冰倒没有直接关系。这一年，刘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反映清华的两霸迟群、谢静宜的专横跋扈的作风，毛主席只批了一句话“刘冰告迟群、小谢，矛头对的是我。”于是刘冰在清华被批个狗血喷头。当他的检查还未彻底的时候，四人帮失势。刘冰又被重新起用，到兰州大学去做党委书记，又可谓因祸得福。
随着批邓的深入与推广，深得中央宠信的820工程遇到了麻烦。国防科委的代表林兰打报告，参了清华一本。他说200号地势高，处于北京上水上风位置，不适于建造大型核反应堆，一下子捅到了200号的痛处。
接下来，除了批邓，还得批林兰，把他打成右倾翻案势力的代表。这个工程自1969年上马，计划1970年输电倒天安门，可是到了1976年，还没有成功。在装电线杆时还砸死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这次碰到林兰的挑衅，清华200号恼羞成怒，上纲上线，对林兰一通穷追猛打。
此外，还建了个高塔，让放射性的铟114同位素在塔顶烧化，使之进入大气，再扩散到空气中。200号每日派车把小青工和复员军人送往北京各个角落，每人托个盘子，回收空气中可能飘落的含有放射性铟114的尘埃，力图用事实反驳林兰的谬论。
9月的一个午，我正在宿舍看书，忽然听到广播，中央台将有重要新闻。大约四点钟，高音喇叭响起了一年间已经听了3次的哀乐。一次给康生，一次给周恩来，还有一次给了朱德。6i532—，旋律由高到低，节奏由缓到慢，让人意识到，又一个伟人倒下去了。
毛主席死后的几天，我在前门大街的商店里，看到货价上的二锅头酒的瓶子都转了个个儿，把红色的标签朝里放去。倒有点像相声《改行》里说的，把红萝卜做个蓝套来卖。好在我没有酒糟鼻子，不会在街上挨几鞭子。不过挨鞭子还是大有人在。
毛主席去世的当天200号就抓了个反革命。那人晚上买了一瓶酒和一斤肉，一个人独酌起来。党委把这种举动叫做阶级仇恨和反攻倒算。回家后，听说有个街道办事处的支部书记，因为女儿来家探亲，备了酒肉，大吃大喝。被人告发，丢了党票。
江青和以她为首的四人帮，在1976年显得尤其活跃。死去了他们日夜诅咒的周恩来，撂到了死不改悔的邓小平，他们感到踌躇满志，成功在即。江青到大兴县去骑马，亲自设计唐裙，她还鼓动多种文冠（管）果（国）。江青还找了外国记者，撰写红都女皇。一时间忙忙碌碌，四处奔走。
这一年，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电影《决裂》后，又推出了《反击》，更加粗制滥造，重弹阶级斗争的旧曲。里边塑造了几个走资派的后代对无产阶级怀有刻骨仇视，进行最后的反扑。
1976年9月30日，江青要到清华200号来作报告，恰逢十一前的长假。党委规定，只有家里揭不开锅等着工资的人才可以在中午进城，其余的要听完首长报告后才能离开。我当时对政治已经心灰意懒，加入了“揭不开锅”的落后行列。过完十一，回到200号，零零星星听到了一些江青讲话的内容。她身上带把剪子，随时准备拼命。她身上带几千块钱，为了防止不测。
那天，除了跟200号食堂要了几根葱，厨师、厨具、和饭菜都由首长车队带来。 我们教研组有个姓谢的党员干部，听了江的讲话后当场表示，“顿觉开朗”，要跟着首长干革命。一个星期后，四人帮倒台，他又说：“对江早有察觉。”不久，这位高人被调往高级党校作教员去了。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新的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逮捕了王、张、江、姚，为国为民除了大害。市民们自发地到街上游行，为打倒四人帮而高兴，为甩掉了一条精神枷锁而轻松。西单商场买螃蟹时，都说，“仨公一母”。
为了除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毛泽东不惜倾全国全民之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又出了王、关、戚，又出了杨、余、傅，又出了陈再道，甚至又出了林彪。然而，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还是豢养了四人帮，他们思想极端，心地险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让7亿人民陷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长达十年之久。斗来斗去，没完没了，七八年再搞一次的毛泽东先生还乐在其中。运动接着运动，整人接着整人。按照毛95% 的大众都是好人的指标，每次运动、清查都要凑上5%。直弄得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如今，四人帮受到惩处，实乃罪有应得，老百姓总算是出了口长气。然而，科学教育青黄不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百业待举，中华大船航行到一个新的柺点。
9 结束语
820工程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开启的，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甚至排名最后的叶群都对“820工程”有过文字批示。
820工程的最终目标是用在核动力潜艇。为此工程期间在附近挖出了一个跨度约20米，高30米，长度过百米的山洞。这个洞体要容纳反应堆，还有核废料的处理装置。由于形体不同于传统的反应堆，以致工程难度大大超出预期。
为了消耗核反应堆产生的能量，820工程的图纸里包含一座五万千瓦的地下电站。为此，在条形反应堆一侧的山岩中，开凿一个直径30米，高40米的罐体，安装发电机组。如果成功，那将是中国第一个地下核电站。
吕应中先生在可行性研究、试验和设计之前，向中央献策，这种战斗热情体现了文革中流行的敢打敢冲的革命造反精神。作为国家0号工程，清华大学从各系抽调近200人，核工业部80余人，电力部60余人，解放军两个工程兵团，聚集在南口虎峪展开五年的会战，耗资约2亿元人民币。会战后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刘华清同志亲临现场指挥，责成“就是一个三条腿的‘驴’，你们也要给我牵出来！”。
从1969年匆匆上马，直到1979年销声匿迹，820工程历时10年有余，几度更改方案，最后一事无成。既没增殖，又没发电。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耗散了难于统计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无论从科研还是政治的角度，这无疑都是一种文革的特色和失败。以至于军管会主任张跃中主任说他被知识分子骗了。
820工程总指挥，又红又专的吕应中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以他杰出的智慧又开辟了新的领域。这个沉痛的教训却很少被人提起，失败了的820工程默默地从地球的硬盘上删除了。
正如唯物主义史学家对农民起义的评论，那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它动摇了统治阶级的基础，推动了历史前进。820工程大概应当也是这样，虽然就发电与增殖而言，它是一个失败的典型。然而200号通过这项工程培养出许多年轻才俊，他们在堆工、放化、核子仪器及电子学、材料甚至领导岗位都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卓绝作用，作为骨干，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了清华科研与教学的重担。
8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严格谨慎的工作，容不得虚张声势、自欺欺人，容不得靠政治热情盲目炒作，也容不得借中央首长的重视而无所畏忌。值得庆幸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清华200号不负众望，又复在核能与核科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谢谢那向谦学长在结束语中的补充，谢谢魏义祥学长对错别字和人名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