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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2016年07月01日08:0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个人的最高评价，无疑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里面。
这是1945年“七大”的事。其间，毛泽东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进行反思和矫正。
在此之前，主要是1942年“整风”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毛泽东主义”。如1942年7月1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如果是延安的报社，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毛泽东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得不重视起来。1943年4月，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可当时，毛泽东的个人表态是一回事，党内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实希望并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时候了。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长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不同意叫“主义”，而接受“思想”的说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不敢和他们并列，再说那时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还没有成熟。但把自己当作马列的学生这种心理，他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文革”当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为“顶峰”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思想理论上同马克思和列宁并列。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人还是习惯用“主义”的说法。凡是经历过“五四”的人，大多数人会觉得，提“主义”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五四”时期动不动就说某种“主义”的事太寻常了。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不如“毛泽东主义”气派和响亮，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足以显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上的理论贡献，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革命老人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第三天，毛泽东径直写信给吴玉章，再次明确地表示：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说的‘中国革命经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这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在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毛泽东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1956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诸项事业，蒸蒸日上，党心，民心，奋发顺畅。毛泽东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时候。这个“最”，当然不同于后来的盲目崇拜，而是有着科学的态度在里面的。这个科学的态度，首先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待“毛泽东的思想”的宣传的科学态度。
新中国成立初，各个领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法规，在其大原则处，免不了要提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此外，一些专门的文稿信函中也是如此。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表态。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把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把草稿里“这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删去；又把草稿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随后，还在草稿上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初，政务院副总理兼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有关情况，写了封信给彭真。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特别对彭真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这年5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把报送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几个条令草案，送给毛泽东，同时还附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示说：“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1954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给毛泽东送上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特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第二条开头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同月，当时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写了个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了一个对毕业证章制度的说明，其中提到：“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看后批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如此这般，一再审改，还真是不胜其烦。干脆，发一个标准文件。
于是，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这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这个通知下发以后，有的省委对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发来电报询问，说“毛泽东同志”几个字是不是“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又专门复电解释，说并没有印错，“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3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一目了然，这是越来越谦虚。
清醒而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权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反过来，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也就会清醒而科学地审视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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